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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总与企业界代表激辩是否推行劳资集体谈判

发布时间:2019-07-14 01:13:59

全总与企业界代表激辩是否推行劳资集体谈判制

九三学社中央在本次大会上递交提案,建议一方面应当建立可行的劳资集体谈判机制,使劳动者能分享企业效益。该话题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烈讨论。包括全总副主席在内的很多代表委员赞同这种做法,而部分来自企业的代表坚持企业和职工直接谈的模式。本报 李静睿

本报讯 ( 傅沙沙) 针对在企业中建立劳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委员建议,张鸣起表示赞同,他说,在一次分配中,特别是企业这一块,劳动者工资偏低、分配不合理,是个事实,集体协商机制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状:国企集体协商质量不高

张鸣起介绍,解放初期,民营企业中实行的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这个制度逐渐名存实亡。直到改革开放,我国又把这个制度捡了起来,政府在用人和分配上给了企业自主权,并通过规定最低工资设置指导线,由企业劳动者代表和雇主来协商。

张鸣起说,由于国资控制工资总额,国有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质量不高,而在大量中小企业中,多数采用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但也有公司只给最低工资标准。

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在有工资协商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好一些,比没有集体协商企业员工高10%至15%。

原因:劳资尚缺乏集体协商习惯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有权协商工资。张鸣起认为,法律用了可以,就意味着可以协商也可以不协商。这和应当比起来有差别,应当协商但不去协商,将面临处罚。据此,张鸣起认为法律上就存在先天不足。

而从工资协商的各方来看,张鸣起认为,国有企业习惯于工资由企业说了算,职工掺和什么,他习惯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业主觉得协商就意味着涨工资,会影响企业利润;地方政府担心制订协商机制会影响招商引资;这样看来,所涉各方积极性都很小。

张鸣起说,目前集体协商搞得不错的地方中,江苏昆山是由于劳动者停工被迫协商,而深圳是由政府下文件、人大通过规定,才推动工资协商。

张鸣起认为,基层劳动者不敢协商,也是制约集体协商设立的原因。

解决:先培训集体协商指导员

未来如何推进企业中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制?张鸣起认为,全国总工会目前开设了很多培训班,培训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这些指导员懂得计算工资涨幅的方法,和集体协商的办法及依据。

对于谈判比较困难的小企业,张鸣起提出,可以建立行业或区域集体协商。他说,从去年情况看,企业虽然受到金融危机所累,但集体合同的签订数还是上升了10%,工资单上的体现也增加了近10%。

即便有抱怨,也是个商量的结果。张鸣起说,工资集体协商作为一种制度,不管是企业经营状况如何,都应该谈,结果是工资数额可升可降,但能解决很多社会矛盾,增加购买力。

企业领导不能代表职工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东进认为国企设立工资集体协商应依靠工会

傅沙沙

委员观点

针对在国企中建立工资集体谈判机制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东进说:现在有推广想法,但能不能推开还不好说。

王东进说,国有企业是公有制,其工资由国家确定,工资构成和集体经济也不同。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全民的,它肯定是主人,工资就由国家确定,不用谈了,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

王东进说,近年来,部分国有企业的收益较以前增长了十几倍,但职工的工资增长却很慢,到底谁来代表职工的利益?

以前是国有企业领导代表,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王东进透露,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和职工的工资差距太大,以前是6.5倍,现在已快扩大到17倍。职工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比例太低,甚至低过了我国周边很多发展中国家。

因此,王东进认为,国有企业中也要依靠职代会、工会来代表职工,协商确定工资,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做法,有利于双方找到一个平衡点。

本报 傅沙沙

我们工资差很小厂长工人不到10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总经理翟若愚认为大型国企不需要集体协商

企业回应

大企业尤其是特大型企业、中央企业,工资分配矛盾并不突出,也不是个问题。昨天,翟若愚表示,这类企业的工资收入和利润增长、效益提高是同步的,通常是和员工绩效考核挂钩,一个亏损企业不可能大幅度涨工资。而考核也决定了大国企本身的工资构成,内部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分配机制。

翟若愚认为,国有大型企业中不需要对话这种比较随意的方式,来决定每个人的收入增长多少,且内部分配差距大一点、小一点,是可以自己决定的。他以大唐集团的一个电厂为例,我们的差距很小,一个厂长和工人的工资差距不会超过10倍,当然刚毕业的学生不算。翟若愚表示,对工资差距大小的判断没有标准,也要结合行业、企业情况考虑。

翟若愚提到,相比于分配机制随意性比较大的民营中小企,大型国企的职工工资也不是经营者能定的,且经营者自己都决定不了自己的收入,而是国资委在管,所以职工和谁对话呢?他说,国企的工资总量没有谈判空间,而且这个总量在高管和职工之间保持守恒。虽然没有员工提出就工资展开集体谈判,但翟若愚认为这种机制应该存在,而大唐集团也建立了职代会的机制。

本报 傅沙沙

企业还是跟个人直接谈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亿达州集团董事长李秉记认为企业最了解情况

杨华云

针对集体谈判维权是否可行的问题,有代表认为应该企业直接跟个人协商。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亿达州集团董事长李秉记认为,恐怕应以企业和工人个体之间的协商为主,因为企业最了解他需要什么样的工人以及企业的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市长李毓全认为,政府主要还是利用最低工资标准来保护和提高职工待遇。

本报 杨华云

企业应公开绩效考核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认为,注重工资集体协商同时还应侧重公开

傅沙沙

委员支招

昨天,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在由国资委管理收入的国有企业,迟福林认为,在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上,还应该侧重公开性。职工要清楚自己的绩效考核情况,和考核办法及其与工资挂钩的情况,并且了解企业该年度的利润增长、发展情况,从而有针对性的与企业进行协商。

这种工资集体协商公开的机制,在国企中基本没有开展。迟福林表示,要建立上述机制,必须完善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即规范股东(财产所有者)、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权利和义务分配,以及与此有关的聘选、监督等问题,工人代表要参加公司重要决策和监事工作。目前,国企工会的这一功能需要激活。

而在民企构建工资集体协商制,迟福林认为,需要地方政府促进相关立法。

本报 傅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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